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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二、 獨立以后到南北戰(zhàn)爭的一百年

　　1790年，美國舉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，建立了人口、財產、教育狀況的數據，以此為根據，確定政府財政使用的方向，也為慈善事業(yè)的捐贈模式提供了基礎。同年，富蘭克林去世，在他的遺囑附錄中規(guī)定在波士頓和費城各建立一筆基金，專門扶助學習手工藝和應用科學的學生。費城基金會至今仍在，1999年時資產為220萬美元。

　　1793年費城黃熱病流行形成大災，大批居民或死于瘟疫，或舉家逃亡，整個城市幾乎垮掉。此時一批慈善家以其熱忱和信仰，并以各自的方式對治病救人和城市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。費城的傳染病院和一系列衛(wèi)生設施從那時開始建立。當然，其中也有市政府的工作。不過，在那種情況下，政府稅收來源都成問題，沒有私人的幫助，政府是很難獨力應付這樣巨大的任務的。

　　1800年，馬格達倫協會（magdalensociety），或稱懷特—威廉基金會（whitewilliamfoundation）在費城成立，這是專門為幫助“不幸”婦女回到正常生活而設立的，也就是第一家關注失足女性改造和安置問題的基金會。

　　19世紀30年代，托克維爾訪問美國時就發(fā)現美國富人與窮人之間有一種共同的價值觀念和經濟原則，沒有歐洲的貴族與平民之間的那種鴻溝。美國人對個人致富的權利從不懷疑，但對富人如何使用其財產非常關心。在那個時期，“新富”還是一種新事物，惹人矚目。炫耀財富、生活固然為世人所不齒，甚至富人把大量財富傳給后代也為社會所詬病，而且大多數富人自己也相信太多的遺產會貽害子孫，使他們不知上進。所以，財富的去處就是舉辦慈善公益事業(yè)，這是大家公認的，并形成了一種風氣。到南北戰(zhàn)爭之前，隨著經濟的發(fā)展，發(fā)財的人越來越多，公益事業(yè)也蓬勃發(fā)展。捐贈對象是多種多樣的：大至為市政建設補充政府撥款，小至在某一小鎮(zhèn)建一墓地，或在某地捐一座施面包棚，甚至有人立遺囑，其遺產專門用于為老人買眼鏡。Zui普遍的捐贈對象還是教會、醫(yī)院、學校、圖書館、孤兒院、精神病院、殘疾人收容所以及各種失足者的教養(yǎng)所等等。

　　美國團體公益事業(yè)取代個人慈善事業(yè)是在南北戰(zhàn)爭之后，但是思想觀念的轉變和公益社團的興起則自19世紀30年代以后已經開始。這個時期還有一個特點是，盡管捐贈的對象五花八門，但重點已經開始突出——不約而同地集中于教育。過去，對教育的捐贈主要是幫助失學兒童，或為中小學校捐書、捐款。此時發(fā)展到關注高等教育，因為這一領域是聯邦政府不管、州政府也出力很少的。19世紀初只有二十幾家大學，到1860年猛增至五百多家，少數是州立，大多數都是私人或教會捐贈的私立大學。一反過去主要關注窮人的傳統，這些私立大學主要是為中產階級以上子弟設的，而且培養(yǎng)牧師的神學院占相當大的比例。一些大學如哈佛、約翰·霍普金斯大學等也在這一風氣下得到大筆捐贈，得以擴大和發(fā)展。

　　1829年，一名英國化學家詹姆斯·史密森（jamessmithson）在去世前立下遺囑，他的作為遺產繼承人的侄子如果到去世時仍沒有子嗣，就應將全部財產“捐給美利堅合眾國，在華盛頓建立一所命名為‘史密森學會’（smithsonianinstitution）的學府”，其宗旨是“在全人類中增進和傳播知識”。其侄子于1835年去世，果然無后，遂將全部財產（當時為50萬美元）捐給美國政府，10年以后，史密森學會正式成立，至今仍為美國政府所屬的Zui有名的學術文化機構，的歷史、藝術、航天博物館等都在其管轄之下。在此之后，一系列私人捐助的學術文化機構在全國各地紛紛成立，于是逐步把公益事業(yè)在教育方面的重點從道德、宗教轉到發(fā)展科學文化方面來。在19世紀，這還是開始，不足以完成重點轉移，但足以成為20世紀文化教育為公益事業(yè)重點的先聲。

　　在思想輿論界，開始出現對私人慈善事業(yè)的批評和改良的要求。有一些人對零星的慈善救濟團體的有效性提出懷疑，認為富人把財富的9/10留給自己，把1/10用于慈善事業(yè)，這種做法與其說是慷慨，不如說是本應主持社會公平的官員的失職，這種臨時的和分散的慈善事業(yè)的作用更多是安撫富人的良心而對窮人有害無益。這些人中有的思想家如愛默生和梭羅，也有實踐家如塔克曼（josephtuckerman， 1778—1840）、格里斯可姆（john griscom， 1774—1852）、哈特萊（roberthartley， 1796—1881）、布雷斯（charles l. brace， 1826—1890）、豪（samuel howe，1801—1876）、迪克斯（dorothea dix，1802—1887）等。他們著力于更加廣泛的、帶有根本性的問題。他們開始關注的重點是少年犯罪、監(jiān)獄條件的改良、出獄犯人的安置、建立健全的精神病院、弱智兒童學校等，后來逐步取得共識，認為還是普及正常的基礎教育是治理社會弊病之本。與前人不同的是，他們不是專為失學貧兒募款，而是爭取實現對所有兒童普及義務教育的政策。這就超越了慈善事業(yè)的范疇，在爭取的過程中障礙重重，總是需要有人鍥而不舍為之奔走呼號。其中一個突出的人物是霍勒斯·曼（horacemann，1796—1859）。他當過律師、校長、政府官員，而以教育改革家載入史冊。他相信教育救治社會，特別是教育治貧，而且以科學論證人人可教。不過其關于富人應為教育出力的理論，出發(fā)點還是宗教多于科學：認為富人的財富來自上一代的智慧，因此他們有義務對下一代傳播知識作為報答。

　　從有教無類的思想出發(fā)，曼進一步感到受教育者必須先是自由的，于是合乎邏輯地發(fā)展到反對奴隸制。于是從1848年起，他辭去教育官員的公職，從事反對奴隸制的政治活動。早期的慈善家并不反對奴隸制，到那時對這個問題仍然存在分歧。以曼為代表的一批慈善改革家投入了廢奴運動，其中一部分人意識到和平宣傳不足以達到目的，開始采取實際行動，例如建立募款組織幫助奴隸逃亡，為黑奴辯護，再進一步，突破當時的法律，進行一些偷運槍支，以及資助約翰·布朗的武裝斗爭等“非法”活動。捐贈者中也包括相對富裕的黑人，這樣，黑人也初步涉足慈善事業(yè)，而非純粹的救濟對象。在南北戰(zhàn)爭之前有一批理想主義者，對他們來說，慈善公益事業(yè)的內涵應包括為了社會Zui底層的受難者而犧牲自己的時間、精力、財富乃至個人安全在所不惜。從以上的發(fā)展歷史可以看到，從基督教的悲天憫人出發(fā)，私人零星的慈善活動逐步發(fā)展到集體的公益事業(yè)，再發(fā)展到社會改良，然后到解放黑奴，這個過程是一條合乎邏輯的軌跡。

　　《財富的歸宿》　第二部分南北戰(zhàn)爭期間及其善后工作

　　三、 南北戰(zhàn)爭期間及其善后工作

　　在南北戰(zhàn)爭的過程中，北方軍隊所到之處，《逃亡奴隸法》自然失效，名義上得到自由的逃亡黑奴越來越多，但是他們的處境十分悲慘，幾乎生活無著。到南北戰(zhàn)爭結束時，大批“解放了的”黑人處于瀕臨餓死、病死的絕境。于是戰(zhàn)前的廢奴主義者把工作轉向調查這批“自由”黑人的生活狀況，給予救濟和幫助，并向社會、聯邦政府和軍隊呼吁。他們成立了許多志愿的“援助自由人”組織，并逐步聯合起來，幫助的主要內容一部分是對一無所有者的捐贈，如衣食、學校課本等，更主要是幫助他們自立，包括教給如何做一個公民的基本常識、安排工作、提供宗教和教學服務等等。但是不久他們意識到需要量之大，牽涉面之廣，絕非私人力所能及。于是1863年底由代表波士頓、費城、紐約、辛辛那提的“援助自由人聯合委員會”上書林肯總統，要求成立一個正式的政府機構來進行這項工作。1865年3月，在作戰(zhàn)部之下成立了一個“難民、自由人和廢棄土地局”，負責全國流離失所的人的救濟、安置等福利工作，對象主要是獲得自由的黑人，也有少數白人勞動者。該機構與“援助自由人”組織的合作是政府與私人慈善機構合作的良好范例，在美國南北戰(zhàn)爭的善后工作中起了安定社會的歷史作用。

　　無論是私人還是政府機構，都認為對于原來被剝奪受教育權的黑奴來說，Zui迫切的需要是教育，雙方都大力開展黑人教育工作。從1865年至1870年，難民局提供了這一時期黑人教育經費的半數，包括為私立學校修建校舍、為教員提供各種幫助。由于師資奇缺，難民局

　　向私人組織建議建立各種程度的師范學校和師資訓練班，并向這些學校捐款捐物等（作為政府機構，它本身無權辦學或支付教員工資）。有名的幾所Zui早的黑人高等學院：費斯克、亞特蘭大和霍華德都是在那個時期由難民局幫助創(chuàng)辦的。1870年起，由于南方傳統勢力的排擠，該機構停止介入在南方的教育工作，大部分北方的教育工作者也撤離南方，有少數北方慈善家志愿留下繼續(xù)從事黑人教育工作。接受種族平等的觀念在南方還是遙遠的事，但是黑人也應受教育這一觀念卻已在南方生根，為以后黑人爭取平等權利的斗爭提供了基礎，這應該是前一階段官民合作的一大功績。

　　南北戰(zhàn)爭時期另一項重要的慈善公益事業(yè)是醫(yī)療和公共衛(wèi)生。無論是在南方還是北方，也不論政見如何，戰(zhàn)爭總是帶來傷殘和流行病以及惡化的衛(wèi)生條件，首先是在軍隊中。熱心公益的人自然以此為關注重點。1861年在紐約一名牧師的發(fā)起下，成立了美國衛(wèi)生委員會，設法聯合全國分散的志愿組織協助政府，共同為改善軍營的醫(yī)療衛(wèi)生條件而努力，從緊急救死扶傷到進一步建立軍醫(yī)院、進行醫(yī)療制度改革，都卓有成效。在這一名義下進行大規(guī)模的募款活動，不但募得了充足的巨款，而且起了很好的宣傳作用，增進了公眾的參與意識，是擁護聯邦的一次堪稱“愛國主義”的教育。另外一個副產品是婦女走向社會。因為在戰(zhàn)爭中男人走向前線，Zui初醫(yī)療衛(wèi)生工作的志愿者大部分為婦女，出現了許多的護理專家和高水平的護士學校，還有能干積極的管理人才和特別有效的募款活動家。1863—1864年在北方一些城市舉行的轟動一時的衛(wèi)生募捐和拍賣博覽會主要是由婦女組織舉辦的，取得了極大的收益。這些自然而然發(fā)生的婦女走出家門的現象成為日后婦女參政運動的先聲。

　　《財富的歸宿》　第二部分現代基金會的早期雛形